在行政许可可以废止也可以不废止的情况下，则应当不予废止，继续维持该许可的存在，因为相对于财产补偿来说，存续保护的强度应当是更为优先的。

能够适用中止制度的许可类型，应当限定于与中止事由密切关联的、主要因为该事由而暂时不能继续实施的许可事项。[25]行政行为存续力问题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对行政机关嗣后废除行政行为的权力进行限制[26]，以尽量维护法的安定性。

[28]因此，行政行为废止应当以明确的法律授权为前提，而不能仅由行政机关的个案衡量。例如，对因紧急避险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就是以期待可能性来阻却相对人的责任。[31] 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但是也要注意，应急状态下，许可申请受理后会面临审查特别是实地核查的困难，因此延期或停止受理具有一定的实质正当性，但该事由必须以较高位阶的法源为依据，否则许可实施机关不具有延期或停止受理的裁量权，而只具有受理后如何审查的裁量权。应急状态下，授予、中止或废止一项许可，应当对相对人的期待利益予以充分考虑，同时不能怠于行使裁量权。

战争状态是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需要武力解决时，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一是许可虽然存在，但效力事实上不发生，为保护相对人利益，有必要建立许可中止制度。合宪性解释与当下时代主题的高度契合，为围绕宪法本文深入挖掘司法审判中合宪性解释的宪法实施内涵提供了契机。

在司法裁判中，宪法援引主要包括合宪性解释意义上的宪法援引和附随法律意义上的宪法援引两种形式。如果以一种高度戒备防范的心态处理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动辄宣告法律违宪，或许有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却有可能伤及一体化的法秩序，可能因此错过了在代表立国理想的宪法与代表社会新动力的法律之间发现或创造妥协点的契机。合宪性解释的规范功能体现为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控制和效力维护，二者包含于同一过程之中，是在宪法框架下通过以法就宪和以宪就法的反复循环而实现的宪法和法律的协调一致。这说明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的司法运用具有现实合理性。

同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其纳入宪法案件进行裁判，明显承认了合宪性解释是合宪性审查的一种方式，合宪性解释案件是宪法案件的一种类型。广义法律说认为，第131条中法律当作广义解释，[33]据此认为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具有宪法依据。

无论立法、行政、司法，都应当在宪法统领下的法体系框架下展开，都应当尊重和维护一体化的法秩序。恰恰相反，双重规范功能同时蕴涵于同一合宪性解释过程之中，分别阐述只是便于操作的写作策略而已。它不仅真实揭示了合宪性解释情形下宪法充当裁判依据的客观事实，实现宪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的形式和实质统一，而且也有助于区分合宪性解释意义上的宪法援引和附随法律的宪法援引的差异，促进司法过程中宪法援引方式的清晰准确，更好地发挥法院司法审判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合宪性解释的裁判功能体现为对裁判结果的间接控制，遵循从规范控制到结果控制的一般逻辑。

按照公权力机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一般法理，只有在宪法其他条款均没有规定其他机关的宪法实施职权或者职责，我们才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是专属权力。如果法律规范的多种解释方案中存在违反宪法的情形，则违宪的解释方案会被排除。如果被解释的对象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条款，如公共利益、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宪法的内容就可以通过这种粗管大量直接涌入，合宪性解释实质上就在塑造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条款在具体个案中的含义，从而达到对规范内涵的高强度控制。当然，合宪性解释的以法就宪和以宪就法并非等量齐观。

[13]苏永钦教授非常形象地以灌浆来阐释这一道理。该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

无论单纯解释规则还是冲突规则和保全规则，是否符合宪法是确定、选择或者排除法律解释方案的依据。这一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在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目光来回穿梭的过程。

在小前提确定和法律效果导出环节，合宪性解释基本没有适用余地。宪法法院不过为宪法‘最高的守护神，而非由其垄断宪法适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宪法赋予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权和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可以等量齐观，更不意味着法院有权宣告法律违宪。在小前提确定及涵摄过程中，目光流转于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所指向的规范是法律规范而非宪法规范，将案件事实涵摄于规范构成要件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而非宪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合宪性审查专门机关裁判宪法案件是最为典型的宪法适用，普通法院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案件也是宪法适用的一种方式。对于如何就法律规范的多种解释方案做出选择或排除，宪法发挥了判断标准的功能。

本文所使用的合宪性解释主要指普通法院司法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致力于探究司法裁判中合宪性解释的功能问题。这一制度完全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但是，在合宪性审查权力配置问题上，由原来主张法院的强合宪性审查权转变为对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彻底否定，又有一些矫枉过正。因此，仅就这两条规定而言，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是垄断性、专属性权力。

而保全规则却与之相反，恰恰选择排除违宪嫌疑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概念的不同界定，影响和制约着合宪性解释功能的理解。

在这82处使用法律概念的条文中，既有宪法和法律概念并用的情况，也有法律概念单独使用的情形。注释: [1]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和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第12页。一方面，由于其系由法院实施，因而上级法院对其当然具有监督的职责。除合宪性控制以外，合宪性解释还有法律规范效力维护的功能，即在宪法秩序框架下维护法律规范的效力。

但是，这种认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四）法院事中申请和当事人事后请求：合宪性解释接受监督的启动程序 合宪性解释有助于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但合宪性解释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

当遇有各种解释方案均无法达成合宪后果时应如何面对，是合宪性解释制度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徐云芬、杨元洪等与陈金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是一个法院运用保全规则合宪性解释裁判案件的典型案例。

摘要:  合宪性解释的功能是由规范功能、裁判功能和组织功能构成的功能体系。合宪性解释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学术研究规律使然，背后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前文引述的苏永钦教授关于合宪性解释灌浆过程的比喻也可用以说明这一问题。一则，根据法治的一般原理，对于现行有效的法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院不得拒绝适用。[4]《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5]在两位瑞士学者看来，合宪性解释包括三种解释规则：一是单纯的解释规则，指宪法相关规定应在法律解释时直接发生一定影响。

司法权对立法权保持谦抑和尊重是司法和立法相互关系的应有状态，既符合权力分工的一般原则，也避免了司法权和立法权处于紧张和对立状态，对于树立立法机关和法院的权威都有助益。（二）法律规范合宪性控制：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 现代法治是宪法统领下的法体系之治，是一体化的法秩序。

在运用单纯解释规则情况下，宪法直接被作为法律规范涵义确定的依据。如果不对合宪性解释意义上的宪法援引和附随法律的宪法援引加以区分，一刀切地将所有情形的宪法援引均置于说理部分，必然会导致两种不同形式宪法援引功能的混沌不分，弱化法院通过合宪性解释实施宪法的积极作用。

[19]以法就宪在权重上处于主导地位，以宪就法则处于从属和辅助地位。借助这种控制传导机制，合宪性解释实现其对司法裁判结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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